社區多元共治與宏觀聯營

「萬物雲聯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開放數據，開放案例，撰寫了《中國小區演進與治理》，一起追溯及探索中國式小區演進和社區治理。

在探討了物業與基層治理後，本篇連載探討社區多元共治的前景與趨勢，物業公司應當扮演更為主動的治理者的角色，以“滲透下沉”與“宏觀聯營”實現角色轉變與自身發展的躍升。」

一、多元共治的困境及發展前景

城市社區的多元共治首先表現為一種結果，即通過集體行動使得社區的政治、文化、社會等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相協調並實現全面的提升；同時又是一個過程，是居民、政府和有關社會組織共同發展和解決社區問題、改善社區環境、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的過程，是塑造社區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培育互助和自治精神的過程，更是發展社區集體行動能力與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1]。多元主義理論的核心內涵在於強調多元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的合作互動與資源共享。

在城市社區治理中，政府、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與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間協商合作，有效整合資源，合理界定權力界限與職責空間，形成社區內部和外部的治理合力，共同解決社區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推進社區良性發展。社區多元共治的理想狀態是各個主體之間有機配合，形成系統整合的共同力量，實現整體大於部分加總的效果。同時社區的多元共治也應當實現真正的基層民主，從業主的實際生活出發，保障人們的權利需求。

但現狀下的社區治理的彈性空間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帶有待填補。如果將基層社區的治理空間看作一個玻璃杯，居委會、物業與業委會各自明晰的職能就像一個個形態各異的石子，一眼望去已經足夠填滿杯中的空間；但實際上空間中遺留著無數大大小小的孔隙，僅用石子是不可能填滿的。基層治理空間中遺留下的職能靜態分割後的微觀孔隙亟待填補。

作為國家力量的政府需要深入到基層進行居民微觀需求的滿足，而居委會作為其在基層勢力延伸的機構被行政事務裹挾；作為社會力量的業委會雖然有著足夠強的動機為自身利益維護社區，但治理能力參差不齊，難以形成穩定的治理力量；而代表市場力量的物業出於商業運作的邏輯與盈利的利益驅動，最有潛力成為填補彈性治理空間孔隙的治理主體。物業公司能夠憑藉其資源與人力優勢打破治理主體的固有邊界，以無疆界的主體形態滲透入其他主體的日常治理當中。因而物業公司能夠在自身融入社區的同時，實現有機的合作共治。

二、未來趨勢：滲透下沉與宏觀聯營

面對社區治理領域中的困境，物業公司應以一種新的身份在治理體系中盤活現有治理資源並填補彈性治理空間中的孔隙。作為市場環境中的利益主體，物業公司自身的境遇與基層社會治理狀態的好壞密切關聯。物業公司在社會整體的治理體系中應當扮演更為主動的治理者的角色，而非被動的應對者。通過積極地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改善社會環境以實現自身發展的躍升。這種角色轉變並非是要求物業公司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是以一種服務設計來實現“四兩撥千金”的效用。這種服務設計主要包含“滲透下沉”與“宏觀聯營”兩個維度。

| 滲透下沉：服務姿態的新境遇

改革開放後的社會治理線索在社區層面具體的演變可以這樣概括：“單位所屬”（單位管理）→到“戶籍所轄”（居委會管理）→“物權所繫”（物業+業委會治理）→“幸福所依”（多方主體以服務的姿態共同介入）。

在最後一個、也是當下已經到來的治理階段，基層治理的關鍵在人和人的幸福感、滿意度、獲得感；聚焦人及人所關心的事務，是一切治理的核心。目前“有限配合”的格局下，三駕馬車受限於職能邊界硬化的現狀，組織的行動局限於自己的邊界，因而難以充分調動、團結起彌散在治理空白中的個體居民，導致多元共治浮於組織間摩擦、談判、協調的層面，而在下沉到具體居民生活的過程中存在困境。基層黨建已經通過團結三駕馬車的方式試圖彌合這一空隙，但這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組織對組織的交流。而目前基層治理的前景恰恰在於，在流動性日益增強、社區人際難以持久的現代城市中，自下而上地重新構建起社區居民的歸屬感、參與感、獲得感。現有治理資源中最大的“藍海”就在居民。

現有治理主體中，物業最適合盤活社區居民。居委會面臨行政化困境，業委會則能力參差不齊，物業則已借助服務姿態和豐富資源逐漸接管社區治理任務，有了豐富的治理經驗、也培養了一定的信任。

物業如何完成滲透下沉、調動居民參與社區生活的積極性？物業通過具體而微的社區服務，得以認識居民、理解居民的個體生活、明確居民社區生活需求。通過信息、資源與經驗的積累，結合服務思路與技術手段，物業得以進行數據沉澱，以趨勢性的眼光對待社區治理問題。趨勢方向與細節經驗的結合，將使得物業具備更加精準、更有針對性的服務能力，滲透、下沉、彌合社區居民。然而，這一切不僅需要單個社區物業的革新，更需要整個行業化零為整，以大物業觀治理。

| 宏觀聯營：“後小區時代”的大物業模式

改革開放後的社會治理主體在社區層面具體的演變可以這樣概括：“組織孤島”（以傳統社區的“屬地管理”為代表）→“社區壁壘”（以社區業委會的業主身份邊界為代表）→“資源遊俠”（以趨利性的、追逐政府購買服務的外部社會組織為代表）→“街區連營”（打破社區邊界、以更廣義的社會治理和城民福祉為目標的治理主體）。

現狀下的社區治理在空間意義上具備著一定的封閉性。基層治理的邊界並非是由客觀的圍牆而限定的範圍，而應當是由服務對象和服務場域決定服務的範圍。但無論是聚焦於“居”的居委會，還是專注於“業”的業委會，職能邊界的硬化導致其在基層治理中的輻射範圍十分有限，往往局限於一區之間。而物業公司依託於強大的企業背景，得以同時負責多個社區的治理服務，在治理範圍上打破小區空間意義上的邊界，實現跨社區的治理模式。在人員控制上，物業公司可以通過構建集中管理的體系實現對多個小區一體化的管轄。在社區活動的舉辦方面，物業也能夠打破單個小區的物理界限，舉辦跨小區的社會文化活動，盤活多個小區資源，打破基層治理的空間壁壘。

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物業的治理方式並不僅僅局限於對小區內部的治理，同樣可以推廣到對於更大範圍的城市街區的治理中，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物業的服務理念。具體而言，可以將物業目前對小區內部環境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投射到對城市街區的改造、治理、維護中，例如對城市進行統一的大巡邏，對一個街區使用統一的標准進行消防、清潔、安防和綠化等服務。將物業的角色定位置於更廣闊的城市治理當中，實現大物業的角色轉型。

| 可能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作為最有填補治理空缺潛力的治理主體，物業有擴張的能力，但也面臨一些可能的挑戰。

一方面，滲透下沉、調動個體積極性意味著更加精細化的溝通技術，而這些不僅依託物業的服務態度，還依托先進的技術手段、充分的交流技巧和對動員對象的深刻理解。然而，身負社區服務任務的物業是否能夠分出足夠精力應對這些挑戰，需要物業極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和精細的企業內部資源優化；同時，物業服務是以人為本的服務，但在現存的降低溝通成本的嘗試中，如何平衡機器的效率與冰冷、人情的溫暖與延遲，也依賴物業對社會關係、人際關係有更創新的認識。

另一方面，宏觀聯營、多個社區合力意味著重新審視社區邊界、個體權責與企業責任問題。聯營街區的公共品是否共享、如何應對共享可能帶來的摩擦與不平衡；如何在公共服務與價格差等間尋求令各方滿意的均勢；如何對待呈現出不同特性的居民（如業主與租客、住戶與商戶）；在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社區”中，物業是否有足夠的自信去處理複雜系統中的複雜問題（如安保問題、環境維護問題），這些充滿挑戰的問題都需要一一面對。

[1] 李艷麗.多元共治下的城市社區治理研究:理論、實踐、反思與前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0(03):54-61.

作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團隊（王迪、季梵、楊銳、冀憶、許天怡、蘇琪紅、賴晗語、範愫、王子豪、蘇婕、朱戈、耿滿、梁鈺婷等執筆，陳陽、劉小天等團隊成員提供資料支持。）